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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912號建議的答復
時間: 2021-07-06
最高人民法院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912號建議的答復
您提出的關于完善刑法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規(guī)定的建議收悉，現答復如下：
近年來，證券、期貨市場不斷發(fā)展完善，為我國實體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與此同時，隨著市場容量的擴大，市場參與主體的增多，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違規(guī)披露重要信息、操縱證券、期貨市場行為以及利用內幕信息交易、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等違法犯罪行為也頻頻發(fā)生，并且花樣不斷翻新，破壞了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和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
上述違法犯罪行為的出現，既有證券期貨市場監(jiān)管不完善方面的原因，也有違法犯罪成本過低，民事責任未能有效落實、刑事處罰過輕等原因。證券期貨監(jiān)管部門和相關司法機關對此已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并正在研究針對性改善舉措。您提出的關于完善刑法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相關規(guī)定的建議，十分及時，十分有針對性，且十分專業(yè)，對于將來相關法律的修訂完善有著重要意義。
一、關于您所提出的提高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主刑上限幅度與罰金刑數額幅度，加大刑事制裁力度的問題
目前，刑法第一百六十條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最高刑為五年有期徒刑，并處相應罰金；第一百六十一條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最高刑為三年有期徒刑，并處相應罰金。從我們辦理案件及調研了解的情況來看，兩罪均存在由于入罪標準較高，適用刑事處罰較少的問題；也存在進入司法程序后法定刑過輕，威懾力度不夠的問題。上述兩種犯罪行為涉及面廣、社會影響惡劣、對資本市場危害大。由于前期此類案件主要是行政處罰為主，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數量稀少，而操縱證券、期貨市場以及利用內幕信息交易、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等違法犯罪行為更為普遍，故司法機關對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兩罪的關注相對較低，主要視線集中于對操縱證券、期貨市場行為以及利用內幕信息交易、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經出臺了利用內幕信息交易罪的司法解釋，并正在研究和起草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兩個司法解釋。
2016年以來，證券監(jiān)督管理部門加大了對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兩罪的打擊，最近證監(jiān)會處罰的欣泰電器欺詐發(fā)行股票案以及立案審查的金亞科技、恒順眾昇等一大批公司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已經引起司法機關關注，您的建議亦進一步增加我們的重視，我們將加大研究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兩罪的立法和司法現狀，特別是立案追訴標準是否合理、兩罪的法定刑設置是否適當、兩罪的主體范圍是否適當等問題，研究和推進對兩罪的相關規(guī)定進行修改。
二、關于您所提出的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犯罪主體問題
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第一款的犯罪主體沒有明確列舉，從刑法小詞兒都挺能整理論來說，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jiān)高等參與造假的人員均可追究刑事責任。但目前司法實踐中，由于種種因素，導致追究刑事責任的范圍狹小，多數僅限于追究法定代表人一人的刑事責任。對此，可考慮將來修改法律時進一步明確主體范圍，加以完善。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第二款規(guī)定單位犯本罪時，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目前司法實踐中，多數案件也僅限于追究個別人的刑事責任。上述情況，會造成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主要管理人員等真正的責任人員逍遙法外。由于司法解釋只能是對現有法律規(guī)定的解釋，不能額外增加主體范圍，因此，對單位犯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追究刑事責任人員的范圍，只能通過修改法律解決，將單位犯罪時追究刑事責任的主體范圍擴大到包括公司的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主要管理人員等真正的責任人，從而加以完善。
關于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犯罪主體，刑法規(guī)定的也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實踐中該類案件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較少，且主體亦狹小，多數案件也僅限于追究董事會秘書一人的刑事責任。上述情況，亦造成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主要管理人員等真正責任人員逍遙法外。對此，我們將研究在未來的修改刑法法條時建議全國人大一并予以完善，可考慮將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及其實際控制人以及負有責任的主要管理人員列為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犯罪主體，而不限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三、關于您提出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刑罰，與刑法第一百六十條和第一百六十一條刑罰不協調的問題
《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中，第二款規(guī)定，承擔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該款規(guī)定不是單純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其實是受賄罪與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競合，按照刑法理論，應當擇一重罪處罰，故該款規(guī)定是與受賄罪（或者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應和協調的，其本來就應當重于刑法第一百六十條和第一百六十一條規(guī)定的刑罰。故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款與刑法第一百六十條和第一百六十一條規(guī)定的刑罰之間的不協調之處，主要還是刑法第一百六十條和第一百六十一條規(guī)定的刑罰偏低造成的。
四、關于您提出的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jiān)管，突出發(fā)行保薦機構、并購重組財務顧問職責的問題
對此我們已與證監(jiān)會法律部等相關部門溝通，目前證監(jiān)會在處理欣泰電器欺詐發(fā)行股票案中已體現了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jiān)管（欣泰電器欺詐發(fā)行上市案由欣泰電器上市時的保薦機構興業(yè)證券先行賠付），突出發(fā)行保薦機構、并購重組財務顧問職責的精神。從刑事責任角度而言，只有當保薦機構明知被保薦人造假，仍共同推動該公司上市的，才可能追究保薦機構相關人員共犯的責任。
關于對證券市場保薦機構、財務顧問等中介組織實行不同于其他中介組織的特殊規(guī)制的問題，由于涉及相關法律之間的協調問題，我們將在未來修改法條時重點研究。不接我們電話 也不給拒接原因
關于已經報送相關申請文件，符合欺詐發(fā)行或違規(guī)披露重要信息情節(jié)，但未能完成發(fā)行的欺詐發(fā)行或重組行為，從刑法理論來說屬于犯罪未遂，對于犯罪未遂的，是否一律課以刑罰目前尚有較大爭論，主要還是視其現實影響，我們將考慮在修改法律時予以明確。
關于明確各主體主觀注意義務的邊界的問題，司法實踐中對于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yè)機構已經盡職履行了本專業(yè)責任，仍難以發(fā)現的超出本專業(yè)領域的欺詐事項，已經做到對其免責。
綜合您的提議，我們研究認為，對于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中存在的犯罪主體問題、刑罰輕重問題等，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無法解決，需要對刑法第一百六十條和一百六十一條的法條本身進行較大修改才能解決問題。刑法法條的修改程序相對復雜，周期較長，需要經過調研論證，提出修改草案，提交相關部門討論，提出修改立法意見等諸多程序。根據您的提議，我們將盡快啟動調研、論證、提出修改草案等程序，并在相關程序啟動后與您聯系。
感謝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關心和支持。
2016年9月12日